閘口村東孫莊的孫秀川一家，也是在貧窮線下掙扎。他們家的破舊土房子東歪西倒，就像主人那樣在淒風苦雨中飄搖。
50歲的孫秀川是殘疾人士。他出生時左手就沒有手指。
別說殘疾人，就是健全的農村男子，都很難找到結婚對象。由於農民重男輕女，加上農務需要男性勞動力，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且，中國改革開放後，農村少女都不願待在鄉下，紛紛出外打工或嫁到外地。農村少女都不願嫁給同村的男子，如果留在村子裡，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苦澀的命運永遠不能改變 。
- 蕭依釗與受訪者婆孫合照。
孫秀川跟張道遠一樣，跑到僻遠的山區去娶了一個聾啞的女子回來。生下3個孩子，這位啞妻就病死了。
假如單靠殘缺的孫秀川幹活，是養不起這頭家的。80歲的老奶奶還須拖著衰老枯竭的身子每天下地幹粗活。
老奶奶額上的折縐像時光一樣漫長，眼角的紋路也像日子一樣稠密。她一邊抹眼淚一邊喃喃地說：“如果我走了，他們怎麼辦？” 更多…
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女嬰”，一行醒目的紅漆字，道出農村社會長久以來重男輕女的觀念。
在“一胎化”政策下，當局只允許獨生子女因殘疾不能成為正常勞動力者，或夫妻均為獨生子女者，方才夠生育第二名子女。除此之外，若違反一胎化政策，不僅將被處以高額罰款，第二胎子女也將無法獲得任何社會福利保障，小孩未來在就學與就業時，也都將面臨各種問題。
“一胎化”政策只有在城市地區被嚴格的執行，在許多農村地區，擁有兩個甚至更多小孩的家庭比比皆是。
由於重男輕女觀念，使得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萬計的女嬰慘遭墮胎、殺害或遺棄。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里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9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9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8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6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里，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里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7百元，月收入僅攤到58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620戶人家，貧困戶竟佔到514戶，達到82.9%；全鄉2千180人，貧因人口也佔到1千770人，達到81%。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干部們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農民把剛收割的黃豆鋪在路上，給經過的車子輾碎，省下剝殼取豆的功夫。
中國有9億農民，佔總人口的80%。大部份的農民生活在貧窮線下。
而中國農民的窮困，是在一位鄉鎮幹部李昌平上書給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之後，才引起中國領導層及海內外人士的關注。
2OOO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朱總理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他的上書，觸動了朱總理的心，他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李昌平後來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3年後，他又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百姓說實話》。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說實話的書記”。 更多…
提起安徽，作家張曼娟告訴我：“歷史上，安徽就一直是貧窮的省，水災不斷。”
提起安徽，作家張曼娟告訴我：“歷史上，安徽就一直是貧窮的省，水災不斷。”
自古以來，淮河過境因流程長、河道狹、急彎多，主流擺動不停，河岸坍塌嚴重，又多淺灘、暗礁、硤口束水，泛溢為害。
相傳，大禹治水時也曾疏導淮河。
據文獻記載，宋、明時期淮河水災平均10年一次。因黃河數次奪淮，淮河干支流受淤，清至民國尤甚。（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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