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不忍心見養女憂心的老人從農村悄悄地進省城合肥,為了省幾塊錢巴士費,他天濛濛亮就走在進城的路上,準備走幾小時路。老人心裡盤算,省城人有錢,他挨家挨戶去求,肯定會有人把用過的詞典和書施捨給他。
豈知半路上被車撞倒了,老人躺在血泊中,仍掙扎著要起來。“我一定要站起來。我可憐的女兒還在等我拿書回去!”
當地記者採訪這起意外事件時,才揭露了老人和女兒的故事。任誰看了這則報導都會被感動。 更多…
過了幾天,不忍心見養女憂心的老人從農村悄悄地進省城合肥,為了省幾塊錢巴士費,他天濛濛亮就走在進城的路上,準備走幾小時路。老人心裡盤算,省城人有錢,他挨家挨戶去求,肯定會有人把用過的詞典和書施捨給他。
豈知半路上被車撞倒了,老人躺在血泊中,仍掙扎著要起來。“我一定要站起來。我可憐的女兒還在等我拿書回去!”
當地記者採訪這起意外事件時,才揭露了老人和女兒的故事。任誰看了這則報導都會被感動。 更多…
7歲的一年級學生張得蒙引領我們去探訪他的家。他的家在張灣莊,張灣莊和其他幾個小莊組成自然村張灣村。張灣莊住戶頗多,人口逾千,都是貧窮的農民。
張得蒙的父親,63歲的張道遠向我們講述自己的辛酸,眼睛發紅,淚珠在眼眶裡滾動。他的雙親早已逝世,沒有兄弟,家裡只有兩間破土房,4畝地。像他這樣的家世,根本是娶不到妻子的。經別人介紹,他千里迢迢到甘肅去領了一個又智障又聾啞的女子回來。這妻子每天只呆呆地坐著,不會幹活。
張得蒙的學生檔案表的母親欄裡,填著“無名氏”,因為母親是啞巴,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許她從來就不曾有過名字。 更多…
閘口村東孫莊的孫秀川一家,也是在貧窮線下掙扎。他們家的破舊土房子東歪西倒,就像主人那樣在淒風苦雨中飄搖。
50歲的孫秀川是殘疾人士。他出生時左手就沒有手指。
別說殘疾人,就是健全的農村男子,都很難找到結婚對象。由於農民重男輕女,加上農務需要男性勞動力,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且,中國改革開放後,農村少女都不願待在鄉下,紛紛出外打工或嫁到外地。農村少女都不願嫁給同村的男子,如果留在村子裡,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苦澀的命運永遠不能改變 。
孫秀川跟張道遠一樣,跑到僻遠的山區去娶了一個聾啞的女子回來。生下3個孩子,這位啞妻就病死了。
假如單靠殘缺的孫秀川幹活,是養不起這頭家的。80歲的老奶奶還須拖著衰老枯竭的身子每天下地幹粗活。
老奶奶額上的折縐像時光一樣漫長,眼角的紋路也像日子一樣稠密。她一邊抹眼淚一邊喃喃地說:“如果我走了,他們怎麼辦?” 更多…
在“一胎化”政策下,當局只允許獨生子女因殘疾不能成為正常勞動力者,或夫妻均為獨生子女者,方才夠生育第二名子女。除此之外,若違反一胎化政策,不僅將被處以高額罰款,第二胎子女也將無法獲得任何社會福利保障,小孩未來在就學與就業時,也都將面臨各種問題。
“一胎化”政策只有在城市地區被嚴格的執行,在許多農村地區,擁有兩個甚至更多小孩的家庭比比皆是。
由於重男輕女觀念,使得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萬計的女嬰慘遭墮胎、殺害或遺棄。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里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9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9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8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6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里,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里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7百元,月收入僅攤到58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620戶人家,貧困戶竟佔到514戶,達到82.9%;全鄉2千180人,貧因人口也佔到1千770人,達到81%。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干部們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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