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句格言：“人們爭取自由，於是開始逐漸累積法律，進而削弱本身的自由。”用這句話來形容大馬的局勢是多麼地貼切。

我們從殖民帝國手上取得獨立，然後實施了憲法，保障所有人都能享有珍貴、不可被剝奪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情感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我們開始採集扼殺這些自由權利的法律和條例。

1967年警察法令第27條文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因為此法令阻止人民在沒有獲得警方許可的情況下舉行集會。因此，人們舉行和平集會的自由權被削弱，並受制於警方的督導，而大多時候是基於政治的考量，而非純粹以國家安全的基點出發。

因此，除了從英國人手上獲得自由，然後逐漸積累一些削弱本身自由的獨有法律外，我們雖成功取得了自由，卻忘了廢除一些英方遺留下來的專制法律。

事實上，我們不僅忘了廢除這些法律，還變本加厲地仔細修訂，以便適應於我們自認的本土文化。

這樣的形勢不盡理想。

英殖民地政府還留了一份“禮物”，我們不但沒有廢除，反而詳加調整――允許當局在未經審訊下無限期拘留的1960年內安法令。這樣不尋常的法定產物會出現，全是因為英殖民政府在40年代末期為了對抗共產黨而實行緊急法令。

共產主義的威脅早已不再，但直至今日，我們仍要面對未經審訊的無限期拘留。在眾多援引內安法令的惡劣事件中，記者陳雲清被拘留便是其一。

如今，英國反恐條款允許當局在未經審訊下拘留不超過28天。2008年，英政府動議將拘留期限增加至42天，被英國國會上議院否決，英國前檢察總長戈德史密斯勳爵表示，這非但沒有必要，還適得其反，而且，“我們應該為保護受恐怖份子威脅的自由權利而鬥爭，而不是自己去摧毀它。”

現在，英殖民政府留給大馬最有名的問題是刑事法典的377B條文，即在自願情況下進行非自然性行為將構成刑事罪。

最近，名為《The Alien Legacy》的人權觀察組織刊物將這項條款追溯至1533年的法令。在這項法令中，肛交被稱為“可憎、可惡、與人或禽獸進行雞姦的不道德行為”，罪犯可被判死刑或以某種形式懲戒。這項法令存留至1861年。該刊物也清楚寫明，英國最後為人所知因肛交罪而施予的處刑是在1836年。

有趣的是，該刊物特別提到英國的肛交或同性性行為罪行在1957年，大約是大馬獨立前後開始被廢除。同年，沃芬頓報告（WolfendenReport）建議“到達法定性成熟年齡的已成年人私下的同性性行為不應構成刑事罪。”

沃芬頓報告也清楚寫道：“法律的功能是維護公共秩序與行為準則，保護公民不被攻擊性或有害事物傷害，並且為人們提供足夠的保護措施，以便不受剝削和貪污的迫害……在我們看來，法律的功能不是干預公民的私生活，或試圖將任何特定形式的行為強行實施在公民身上。”

1967年，英國將在雙方同意下的同性性行為合法化。

許多人主張說，這些殖民地法律應收錄在成文法典裡，將它們與宗教、道德，甚至是國家安全的考量聯繫起來，證明它們是合理的。

然而，當有人質疑援引這些法律條文對某些特定的人、利益或宗教不利時，有一個問題變得顯而易見。

我們採用古老的英國文化只是為了政治上的方便，以舊酒新瓶的方式包裝，並以我們的身份為借口――我們究竟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或是共產主義的馬來亞相似？

至於那些認為同性戀和我們扯不上關係的人，我想說，醒醒吧，看看你的周圍！大馬也有同性戀者，這是一個事實。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可以說，我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是同性戀？

我們歡迎他們以朋友的身份與我們共桌進餐，然後，在適當的時候轉身便說他們是罪犯，這無疑是虛偽的。

有人對此爭論不休，但很多人相信是英國人把分而治之的政策帶到大馬來。週二，我們仍是一個分而治之的國家，每個種族都被安置在特定的範疇裡，從政黨、表格的填寫及固打制度都可看出。

大英帝國的太陽可能早已落下，但在大馬，它古老的殘余卻仍未絕跡。（譯：曾慧金）（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大衛馬修‧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