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日，社會若干爭議性政治議題的論述方式，很明顯的循兩個方向操作，一個是有關政策專業與程序理性的論辯，另一個則是尋求意識形態政治戰線的區隔。

第一類議題如政府相關公司（政企）與企業回國投資、海產業者抗爭、關鍵績效指標、水資源管理等，這類議題多半涉及專業知識的訴諸、事實的還原與認定，乃至程序正義的堅持等，它們在研擬或是執行面，論爭過程或許存有若干分歧，但絕非楚河漢界的對立，每一項都有妥協與退讓的空間。以鼓勵企業回國投資為例，這涉及對先進科技工業全球的分工、替代與進升的認知與判斷，也包括區域相關產業的競爭與消長的評估；由商聯會主辦的“一個馬來西亞經濟研討會”，官員與業者各就政策專業進行辯論，原本就是政策施行必要的過程。再如海產業者抗爭的問題，漁業局與業者的分歧也非政策實質面，而是就其間程序的合宜性存有不同的認定，這種各有堅持，所爭的也是一個理字。

第二類議題則包括小學課程綱要轉型、公正黨議員退黨、馬華廖派提案等，這些議題有的涉及多源流教育的爭議（如小學課程綱要轉型），有的涉及朝野政治敏感神經的挑動（如公正黨議員退黨），有的涉及黨內派系傾軋（如馬華廖派提案），而絕大多數是都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實踐急迫性，但卻都簡單易懂，既能馬上挑動民粹情緒，又可迅速引發口水紛爭，因而幾乎每個議題在祭出的同時都成功搶佔了極大的媒體空間；同樣的這類議題或許沒有必然的標準答案，但卻又有意識形態上選邊的效果。講得直接一點，不同於第一類議題的訴諸理性，這類議題是竭盡所能的訴諸感性。

以小學課程綱要轉型為例，教育部建議各源流學校在2011年推行小學課程綱要轉型計劃採用統一的國、英文課程，也就是說國小、華小和淡小須採同樣的課本與試卷，遂引發諸多爭議，董教總、華團等在交流上立場一致，提出“三反對”，即反對《我的國家》國語教學、反對統一小學國英文課、反對增加國文上課時間。董教總等提出三反，可以理解，若按照此課程綱要轉型劇本演下去，華小特征必然受損，也讓人微微嗅出有單元主義教育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原本性質上應屬於第一類的鼓勵政企回國投資議題，目前的論述方式卻有愈來愈滑向第二類議題的趨勢，一些官員感性的語言大量取代政策專業的語言，政企如亞通、森那美等最近幾年都將觸角伸到海外，包括國營公司國家石油過去3年投資海外累積達400億令吉，如果這些資金有一半回流，對提振經濟絕對有幫助，對即將啟動的新經濟模式更是相得益彰。其實政企往國外發展是大勢所趨，一個原本是個別企業佈局的評估問題，卻被說成是“大馬產業空洞化”的原因之一，甚至點名政企須投資的產業，結果一個政策上實踐原本有很大理性操作空間的議題，被不斷簡化、不斷上綱之後，不僅完全失焦，也完全變質。

這兩種議題論述形式的對比很清楚，也很鮮明，第一種在尋求務實，第二種卻在追求務虛；第一種在訴求理性，第二種卻在訴諸感性；第一種為在解決問題，第二種卻在設定、擴大與渲染議題。我們已經很清楚的見證過幾年前，朝野在母語教數理與經濟開放與否等議題的論述形式，那時候不是沒有理性論辯的空間，但終究還是淪入情緒、意識形態對抗的泥淖中，結果付出的政治、社會成本既深且巨，造成的是一個朝野全民皆輸的結局。如果民主多元的實踐需要付學費，則過去我們所付的學費不能算少了。（星洲日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