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新聞從業員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在一本討論全球化的作品中曾比喻，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國家像是一間上市公司，公民如同股東，領導者是專業管理人，外交政策分析家則像是信用評等機構。不只如此，每個國家也如同現代的公司一樣，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策略來決定公司前景。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個人和國家卻不必再受限於地理歷史背景或天然資源；只要能和國際環境接軌，就有無限的發展可能。傅利曼的比喻，雖然是從經濟角度著眼，但他所提出的“國家如公司，老百姓如股東，政府如經理人”的概念，提醒我們：老百姓的集體選擇可以決定公司（國家）發展方向，也可以監督及影響專業經理人的作為。

類似的想法也見於其他專家之間。深受許多國家政經領袖器重的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是人民集體選擇的結果；區位、天然資源甚至軍事武力都不再具關鍵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和其他公民如何組織和管理經濟，如何操作體制和選擇投資類型，這一類的集體選擇將決定國家的前景。

這些國際經濟評論者的論點，將個別國家置於國際經濟環境中來觀察，而我們借來參照大馬局勢，則別有一番感觸。首先，政府在“管理眾人之事”這個“專業經理人”的角色上表現不佳，為眾目所睹，大馬在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的評估中屢見地位下滑，行政效率不彰，即是證明。大馬的發展或許囿於內部族群問題、經濟未完全開放、治安惡化等限制，但在目前國際環境中，原本擁有比以往更富彈性的發展契機，關鍵在於政府和人民集體所選擇的國家發展方向。

但過去兩年的國家情勢看來，非常遺憾的是，不見領導人關心國家競爭力和行政效率等實質議題，徒使國家資源流失。商聯會會長鍾廷森直率指出，公務員不瞭解政府政策，就點出了問題的核心。公務員如果濫權專擅、陽奉陰違甚至連本身的專業也不懂，自然是失職；但相當程度上，老百姓作為手上握有選票的“持股人”，在決定“公司”的發展方向，監督“經理人”的工作表現，乃至於選擇適當稱職的專業管理階層等事項上，亦屬責無旁貸。如今，大馬似乎失落了向上提昇的企圖心，也難見企業重整的策略和營運的方向。人民唯有思考如何以集體選擇對管理階層形成壓力，才可能找到國家發展的出路，也才是保障個人利益的唯一機會。

舉一個例子，新加坡與香港是公認的有制度、有效率、高水準的文官制。或許一些人可能會批評新加坡與香港在民主政治上有瑕疵，但誰也不能批評它們沒有行政效率。新加坡等所表現出來的高行政效率的特性是，不讓議會中的空談、對抗與黨派利益虛耗行政效率，浪費社會資源，而是將社會精英集中於政府機構，以高待遇來減少貪污腐敗，提昇服務品質；每一個公務員有高水準的學識，有很高的服務熱忱，因而也就自然養成大公無私的習性。只有在這種高素質的公務員條件下，司法的公正性方能維持。公務員能瞭解自身的業務，自處於黨派權力鬥爭之外，當然能公正地推動政策。

誠然，培訓公務員固然重要，但政治人物也應樹立從政的風範；近年來，大家都深感公務員介入政治事件有增無減，某些則在大搞本位主義。在現代化的文官制度裡，公務員執行職務只有政策意義，沒有政治意義，如果不探究到政治上的症結，一味要求公務員奉公守法、犧牲奉獻，恐怕對公務員也不全然公平！（星洲日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