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不在於他們能對世上一切疑難，說出一套套言之成理的答案，而在於他們擅長提問，因為他們無所顧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導，反而問出了一些大人們一時間不易回答的問題。

兩會期間，《京華時報》的一位記者找到了湖北省長李鴻忠，問他對鄧玉嬌一案有何看法。然後李先生愣了一下，回頭就伸手奪去這位記者的錄音筆，詢問她在哪家媒體工作。得知她是《人民日報》旗下分支媒體的記者之後，李先生就指出她身為黨喉舌，要引導輿論，不該問一些不恰當的問題，並進而表示要找她的領導談一談。

雖然我們常把地方官比作父母，但我知道這個比喻不妥；也曉得用孩子去比喻記者更是不倫不類；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談一下親子問答的啟示。

甚麼啟示？那就是沒有不可問的問題，只有不能說的答案。

提問是記者的天職，他們有責任代表大部份發不了聲的人民向權力發問。平心而論，全世界的政府官員都必然會遇上一些他們不願面對的問題，也都希望“引導輿論”，按照自己的意願轉移大眾視線，所以對付媒體從來都是他們必修的一門課。就以使人難堪的問題來說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據既定結論敷衍一番，然後亂以他語，力求弄暈對方，使受眾好像聽到了些甚麼但又說不出來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點的就會重申絕對正確的大原則，使人至少感到官員完全站在百姓那一邊，只是細節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過去。如果問題真的太過棘手，自己又不夠睿智，那就來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錯的“不予置評”，起碼過得了眼前這關。這句“不予置評”或者“無可奉告”，一般港台官員總是能不用就不用，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善於窮追猛打，就算你躲得過今天，明天的太陽也會照樣升起。而且這類話說得多，官員自身的形象也會受到損害，人家會覺得你卸責，不敢面對公眾。

相比之下，大陸的官員就幸運得太多了。由於特殊的環境條件，大陸的媒體也許是全世界對政府最友善的媒體，大陸的記者也是全世界對官員最和藹的記者。至少我就沒見過有哪一個地方的記者像我們的記者這樣，就算對著芝麻般大的官員也永遠一副見大人而敬之的模樣：笑意盈盈，溫良恭讓。

久而久之，連香港的媒體也都適應了國情，每次碰上部份大陸官員有問必答無所避忌，大家都額手稱慶感動得不行，紛紛找人解讀這是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個進步象徵。（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