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以來，有關各種社會福利的措施在朝野間引起了極大的爭議，無論消費稅的征收、石油與天然氣的津貼、福利金的發放，在國會與政府之間，都出現罕見的對立局面。即將宣佈的新經濟模式也將逐步廢除津貼，可見政府已意識到國庫空虛化的沈重壓力。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M.Solow）在《全球社會福利制度性膨脹危機》一書指出，民意代表競相“開流”“節源”，目的當然是在討好選民，但其最終結果，勢將導致政府財政不斷惡化，而遺禍後代。

上述社會福利制度性膨脹危機其實已在大馬出現。目前政府支出有近三分之一必須靠舉債支應，這顯然是一個極不正常的現象，而從今年度開始，政府將進入還債高峰期，目前舉債金額已高達3630億，且去年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7.4%，為20多年來最高水準，往後處境之艱難，恐非一般所能想像。這些數字，在在顯示了大馬財政正面臨著空前巨大的危機。

社福支出不斷膨脹造成財政危機，大馬並不是唯一的例子。社會福利過度擴張，不僅導致資源分派及使用效率偏低，也會形成財政危機，這是稍有現代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的事。

需要探究的是，為甚麼明明知道前有危機，卻還要不顧一切，飛蛾撲火，一頭鑽進這個無底深淵？此中關鍵與目前各國所實施的民主政治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個使社會福利支出得以無限膨脹的制度化條件。

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資源運用的效率取決於市場機能運作的良窳。市場化程度愈高，資源運用的效率即愈高，但此一邏輯，基本上僅能在一個單純的經濟系統或經濟實驗室中成立；現實社會中，經濟系統不能排除政治因素的介入或扭曲。換言之，資源配置的效率事實上受到兩種機制的影響：一是市場機制，一是政治機制。此處所謂的政治機制，並非專指極權或威權的政治，即便是民主政治，對資源運用的效率的提昇，也存在著不少運作上的限制與缺陷。

先說民主政治運作的前提。民主政治主張人民作主，人民即是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個人都有其可值得信賴的權衡利害的邏輯思考能力。問題是個人要做理性的選擇，除了這種思考能力之外，充份且正確的資訊，以及如何確保在將個別利益觀點整合為集體利益觀點的過程中，能不被金錢政治扭曲。以中國民主化歷程為例，從過去城鄉地區民眾“同票不同權”，到本屆兩會確認“同票同權”，是民主政治邁前的一大步，但其真正考驗在於，城鄉地區民眾的民主政治認知能否同步。

其次，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缺陷。民主政治中凡具有公民權者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這在一般公共政策的投票中，表面看來是最公平的處理辦法。然而當公共政策的選擇，其結果可能會影響到跨代資源的分配時，目前一般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就不免出現力有未逮，捉襟見肘的窘境了。

舉例來說，目前國際間已普遍出現人口高齡化的現象，這是因為：一，戰後開始的嬰兒潮即將紛紛邁入高齡族群；二，四、五十年前開始鼓吹推廣的節育，及近二、三十年來先進國家盛行少生小孩甚至不生小孩的時尚，均導致出生率的下降，兩種效果同時發生，許多國家人口年齡結構即出現高齡層擴大、中齡層相對縮小的形態。影響所及，除了每一個扶養人口平均分擔的被扶養人口不斷增加之外，更值得關切的是，通過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制度，年齡結構高齡化的趨勢，勢將對公共政策的擬訂形成相當的扭曲效果。日本是全球高齡人口比率最高的國家，65歲以上的人口佔了25%，“老人問題”的探討與政策的擬議，已是政府最迫切的任務。

試以檳城、雪蘭莪推行的回饋樂齡人士年金與優惠卡為例，此等政策毫無疑問會獲得絕大多數老年選民的支持。老年福利政策是否過度從而可能威脅到政府財政未來的負擔，老年人和中年人的關切度肯定有顯著的差異。在民主制度下，每一老人跟每一中年人相同，都有一完全等值的選票，但老人卻可以用這一票來影響到跨世代資源的分配，作出他可以享受權利但不必付出代價的決定。更吊詭的是，受到此等跨代資源分配政策影響最大的，也許是日後必須面對受前代資源“掠奪”後資源已告減少的青少年一代。他們在目前民主政治的運作下卻完全被剝奪了投票的權利。經濟學者張五常先生曾將此喻為民主政治在處理跨代資源分配問題中的無力與荒謬。李光耀先生曾主張凡中年人而又擁有子女者，可以有兩票的投票權，一票代表自己，一票代表子女，相信正是基於對民主政治缺陷的深刻認知所作的反省與建議。（星洲日報／言路‧作者：羅正文‧《星洲日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