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關於死刑的爭論在美國成為焦點話題，美國研究員於是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集合人數相等的死刑支持者與反對者，測驗他們觀點的強度，然後讓他們讀一篇立場中立的文章，內容詳細並綜合的列出死刑有效嚇阻和無效嚇阻犯罪的證據。研究員再次測驗參與者的意見，結果發現他們對自己原本持有的觀點態度不僅毫不動搖，還變得更為堅定。

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不只是接受，而且是僅僅接受了證實自己觀點的證據，而忽視那些不支持自己觀點的。因此他們在實驗後更堅信自己是對的，而和自己意見相反的人是錯的。

上述實驗載錄於丹‧賈德納（Dan Gardner）所著《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fear）。心裡學家彼得‧瓦森將這類人類心理傾向稱為“驗應性偏誤”，意即人類有自我確認的天性，也就是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所言：“人類的判斷力，只要接受了一個意見（不論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意見或是個人贊同的意見），會找來所有其他的事來支持和同意它。雖然有更多更重要的相反例證存在，它卻會或忽視或鄙視，或選擇性的摒棄和拒絕，用這一強大而有害的預設確保它之前的結論不受侵害。”

“驗應性偏誤”指括的是個人層面，而當有共同信念的人聚在一起時，有關群體就會出現一種心理學家稱為“團體極化”的現象――當想法、觀點或立場相近的人聚在一起時，他們原有的觀點容易變得更極端。

從“驗應性偏誤”到“團體極化”，實際上就是從現代心理學的科學角度詮釋了一句古老的中國成語――黨同伐異；“驗應性偏誤”和“團體極化”不僅是黨同伐異的現象，更解釋了黨同伐異現象的成因。

看看最近幾週馬華各派領袖和支持者之間的角力，馬華黨爭，正是一個活生生的黨同伐異演示場：各別派系的支持者只看到，也只想讓別人看到本身所支持領袖的優點和功績，而對這些領袖的缺點和劣跡則視而不見、絕口不提；但對於敵對派系的領袖，則只看到和強調他們的缺陷，而對他們的優點則一筆抹殺；而當本身支持的領袖遭人批判時，支持者們總可以提出一大堆能夠為他們辯護的證據，而對那些存在的反證，即不利於己的證據，則完全隻字不提。

這說明了，馬華黨爭已經讓這些支持者陷入“驗應性偏誤”現象，而當陷入此心理現象的是一大群人時，就會產生所謂的“團體極化”——各別派系支持者對於本身領袖的歌功頌德，以及對別派領袖的憎惡咒罵，已經越來越極端，越來越失去理性。

當然，從古至今，黨爭都是這樣打的；但問題是，現在馬華各派系的領袖，實際上個個都有痛腳，個個都有污點――翁詩傑有“誠信”問題，蔡細歷有“性愛光碟”污點，廖中萊有“逼宮”罪名，即便是重出江湖的前總會長黃家定，也必須面對“回鍋”

的指責；也就是說，如果要比臭比爛的話，每個人都可以列出對手不能當選的50個、甚至100個理由。

但是，你提出了別人不能當選的理由，卻不意味著你“因此”應該當選；與其告訴別人你的對手不能當總會長的100個理由，不如告訴別人你應該被選為總會長的一個理由，因為這應該才是，也必須才是黨員和社會要知道的。

一位已經退休的馬華領袖曾對我說，比起梁陳黨爭和雙林之爭，這次馬華黨爭是最糟糕，最讓馬華沒有尊嚴的一次。其實，這一場黨爭之所以打得那麼“爛”，是因為打得完全沒有了“格”。沒有大視野，沒有大格局，派系支持者把“驗應性偏誤”和“團體極化”發揮到極致，一味抓辮子捉痛腳，連“為甚麼我應該當總會長/署理總會長/副總會長”這樣一道最基本的問題，也有人無法堂堂正正的回答社會，如此黨爭，還有甚麼格局可言呢？（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張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