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小說〈封鎖〉中這樣比喻：“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

那未免有點隔膜。”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羅馬書釋義》1933年英文版序言說：“我重新問：‘何謂詮釋學？’誠然，沒有人能在讀出經文意義的過程中，卻不同時讀入某些東西。而且，沒有一個詮釋者可以免於‘加入多於取出’的危險。”

西方有“正典”（Canon）的傳統，比如柏拉圖的著作、《聖經》，或莎士比亞的悲劇，在東方中國稱為“經”，比如《易經》、《論語》。Canon源自蘇美文，意為“蘆葦”，希伯來文作ganeh，希臘文為kanon，英文是cane，蘆葦的莖筆直，引申為權威，用以測度其他事物。鄭玄注《孝經》雲：“經，不易之稱”，劉勰《文心雕龍》：“經也者，恆久之至道。”

原來不管是西方“正典”或東方“經典”，都指向恆久不變的大道理，日常生活的通則與尺度。而正典、經典之意義在於它們總能讀出和呼喚不同的生命情調和色彩，經典所以流傳閱讀不必然導向一個“封閉”

的詮釋傳統，正是它內在允許傾聽多元甚至異質詮釋的可能。

如果熟悉西方大學的起源，恰恰和《聖經》的抄寫、版本、翻譯和詮釋有關。我們慣常以歐美大學之自由、民主和真理為嚮往，間中有一個“寬容”的背景，大學給予教職人員終身教職原是要保護對經典的“解釋自由”，即“學術自由”，教員不能因對經典詮讀的不同而遭迫害或解聘。直到今天，歐美頂尖大學、學院在科學研究、社會哲學、經濟人文和宗教神學並行不悖，撞擊更多思想火花和喧囂對話，哈佛麻省如此，牛津劍橋亦如此。

經典如果只允許一種解釋的存在，任何有別於“傳統”的解釋就成了“異端”，而恰恰歷史上那些“異端者”後來都成了人類社會文明“改革者”啊！美學家朱光潛說：“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像與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是生生不息的，它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經典的意義不正是如此嗎。（星洲日報／六日譚‧作者：楊邦尼‧自由撰稿人‧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