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總監哈山表示，“一個馬來西亞關懷健保計劃”是一項全民強制性參與的計劃，由於當局迄今尚未擬出獻金費用及其他看診的具體措施，因此社會人士對健保計劃仍持保留態度。然而，全民健保是政府改善社會福利制度的重大政策，攸關逾千萬尚未納入任何保險制度者的權益，朝野仍應在相互妥協下，儘早完成相關立法的工作。

目前主要的爭議在於勞資之間對保費應分攤的負擔比例。而根據衛生部的初步估算，政府雇主與雇員將共同承擔10%的家庭月入獻金，即政府6%、僱主3%以雇員1%；衛生總監也坦言，上述10%家庭月入獻金概念，實際上是當局所估算出來的。國家醫療保健的成本開銷，如果按照上述獻金費率給付，企業界遽然面臨的成本支出之增加的確相當可觀，因此業者認為應調低雇主的給付比例，以避免企業支出大幅增加而影響企業競爭力。此外，大馬私人醫生聯合會也以增加人民醫療成本為由，呼吁民眾拒絕健保計劃。

而在勞工部份，健保一旦實施之後，醫療部份的保費費率負擔勢必逐年增加；此外，眷屬部份的保費分攤比例也未有具體規劃，看來民眾支出增加將不可避免。在增加負擔的同時，健保在社會安全、企業競爭力及勞工家庭財務負擔的減輕上，仍有其可觀的功能，各界在抨擊保費負擔增加時，也不應以見樹不見林的觀點，忽略健保的益處。以企業為例，誠然雇用勞工的成本將因此增加不少，不過，也可能因而激勵企業加速自動化的投資、精簡人力，從而提昇經營效率。另一方面，員工在眷屬都獲得健康保險之後，自然無後顧之憂，工作績效也應能獲得合理的改善，對業者而言，在保費方面的投資，其報酬率雖不易評估，但仍值得樂觀期待。

在勞工方面，雖然保費支出大幅增加，短期內對消費及儲蓄都可能造成顯著的影響。不過，長期而言，在全家都能因全民的健保的實施，而使潛在的醫療支出得以顯著降低，對勞工家庭的影響自然是正面而積極的。何況，根據學者的研究，業者對雇用勞工的總支出，是經過仔細精算的勞工團體今日在勞保費率分攤比例上據理力爭的結果，日後必然會反映在企業調薪分紅的幅度上。一旦勞工爭得低比例的保費負擔，未來業者自然會降低成本的考量上，減少調薪與獎金的發放。如果企業因成本大增而遷廠國外或甚至減緩投資，對國內的就業水準，也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健保費率之爭，雙方在得失之間，恐怕不能草率下定論。

面對市場經濟所出現的貧富差距，政府有責任扮演重新分配的角色，以讓經濟成長的果實能讓更多人分享。而要實現所得、財富的重新分配，就必須透過稅務的徵收及社會福利津貼的發放，因此適度採取累進稅讓富人多繳些稅，並在社會正義的原則下，給予經濟弱勢者津貼扶助，都是政府施政的要務。不論從長期的經濟發展來看，或是從普世的社會正義而言，透過重新分配改善貧富差距，對一國的經濟社會都是有益的。目前各界對健保議題的內涵缺乏深入分析研究的能力，往往流於膚淺的口舌之辯，這是令人惋惜的。

健保的實施既然是事關全體民眾的重大政策，無論工商界、勞工團體與其在費率分攤比例上斤斤計較，而使健保遲遲無法開辦，何不在制度的設計上、規劃與未來的運作上，仔細監督行政部門，避免健保支出流於浮濫與浪費，也許對全體民眾的福祉更為有利。

再者，從我國的政府債務快速升高，加上還有逾千億的潛藏債務看來，這個財政環境也不允許政府再增加新債。一年多來歐洲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等已嚐到國家債務升高對經濟的傷害，紛紛展開改革。但直到如今我國一些民眾，不知是不瞭解國家的財政困境，抑或是嚐慣政府的甜頭，竟可以一方面要求政府提高健保品質，但一方面又不願意多付健保費。試想，天下豈有這等好事？長此以往，我國財政終究要重蹈歐洲各國的覆轍。

我們期待衛生部能展開審議，使健保內容在各方斟酌、妥協下，得以早日立法實施，排除全民健保實施的最終障礙。（星洲日報／社論）